來自法國總統(tǒng)奧朗德的“圣誕禮物”,讓人感到苦樂參半。
這份禮物讓法國工商界盼望已久:法國政府宣布,超級富人稅在2014年12月末到期后將不再征收。
這項壽命僅2年、[馬紹爾公司注冊]最終“虎頭蛇尾”的稅收政策在打開鎖在法國企業(yè)身上的枷鎖時,來自法國勞工部的消息就沒那么愉快了:11月法國失業(yè)人數(shù)再度增加2.74萬人,達到348.83萬人,創(chuàng)法失業(yè)人數(shù)最高紀錄。法國勞工總聯(lián)盟(CGT)發(fā)表聲明表示,這樣的日子讓人沒法再相信圣誕老人了。
奧朗德政府執(zhí)政以來,2014年無疑是法國的“黑暗一年”:2012年開征的超級富人稅收益預期僅在4.2億歐元,明顯地傷害了法國的名聲和國際競爭力;法國失業(yè)率屢創(chuàng)歷史新高;經濟結構性改革方案和勞動力市場改革方案在兩年內從未真正出臺。即便是奧朗德政府在2014年歲末推出的縮水版放寬經濟限制計劃也面臨在法國議會討論中再次縮水的可能。更糟糕的是,在新的統(tǒng)計方式計算下,法國可能連世界第五大經濟體的地位都不保了。
回想兩年前,當皮埃爾·莫斯科維奇還擔任法國財長時,他曾自信地表示,法國不論怎樣還是全球第五大經濟體,但需要恢復競爭力。兩年后的今天,法國不僅在國際競爭力的排名上被越甩越遠,面臨出售珍貴的國有資產的可能,甚至還將在2014年全球競爭力的排名中被老對手英國趕超,被擠到全球第六的排位上去。
奧朗德曾以“不喜歡有錢人”作為選戰(zhàn)基調,承諾上臺后恢復征收富人稅。
2012年,對高收入者征收75%邊際稅率的爭議性提案終于獲得法國憲法委員會的批準,這為法國在2013年和2014年向年薪超過100萬歐元的雇員征稅掃清了道路。
需特別指出的是,由于受到法國議會反對,該超級富人稅在最終實施時,是由雇員所在的企業(yè)或組織負責繳納,而非其本人繳納。正是這一點為在經濟衰退中經營的法國企業(yè)增加了新的財稅負擔。
據(jù)法國財政部預期,自2012年開始,在兩年間向法國年薪超過100萬歐元雇員所開征的上限為75%的邊際稅,可分別在2013年和2014年帶來2.6億歐元和1.6億歐元的稅收收入。
法國的富人稅征收歷史由來已久,并不是奧朗德政府的首創(chuàng)。此類針對富人的“封頂稅率”,曾在1958年達到80%左右,此后在社會黨人密特朗政府時期也曾重啟對富人的邊際稅。然而在歐洲國家均已摒棄富人稅的21世紀,法國獨征富人稅的行為無法用“任性”之外的理由來解釋。
2012年的規(guī)定對于分紅和付薪水之后已經虧損卻仍要繳納富人稅的法國企業(yè)而言無疑是雪上加霜的行為。
奧朗德政府出臺超級富人稅,在表面上表示法國富人應為法國走出歐洲危機做貢獻,實際上也是為兌現(xiàn)其競選政治承諾,但奧朗德政府所沒有預料到的是,此項富人稅在對外引資和吸引高級人才到法國時所造成的惡劣影響。
與此同時,卻沒有任何組織或相關機構就法國在經濟下行情況下開征富人稅,對其國內外帶來的負面影響進行量化和估測。法國國際知名人物,例如法國球員、法國國寶級演員德帕迪約等都以移民的形式,抵抗超級富人稅。他們的舉動進一步在國際投資者中擴大了該稅種的負面影響。
在德法間運營的高管獵頭企業(yè)肯尼迪高管公司負責人喬治·斯代格曼(JorgStegemann)認為,這一稅制明顯損害了法國的名譽和法國的競爭力,“顯然,把國際資深管理者吸引至法國,變得比以前更難了。”
根據(jù)法國方面的調查,在2012年共有3.5萬人從法國離境去國外定居,其中有587名應交超級富人稅的法國人,其平均資產在660萬歐元左右,而其中的半數(shù)平均資產超過1250萬歐元。
沒有用腳投票的法國富人和避稅專家一道,同法國稅務部門斗智斗勇。
法國作家、稅務律師讓-菲利普·德爾叟(Jean-PhilippeDelsol)寫了一本著作,名為《為什么我要離開法國》。在書中,他表示,“一些人去了盧森堡和英國,但是大部分人都和公司達成了協(xié)議,在征稅的兩年中,自我降薪,然后在之后的時間中進行調整。”
而德爾叟也認為,[馬紹爾注冊公司]這項富人稅令大部分人對于在法國進行投資感到更加緊張,無論投資的是金錢還是時間,主要原因在于,越來越多的人對法國復雜的稅務系統(tǒng)不信任。而歷屆法國政府也沒有成功地對其進行改革,“人們喪失了信心,而這可不是你能一夜之間就可以修復的!